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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學中文的理由｜

昨天Lara放學後難得能和朋友小迪在公園玩一會(也是我社交的一大步)。

期間她一度盛怒地走向我，抱怨弟弟不可原諒的行為。

一邊平撫她的情緒，我一邊轉過頭跟方才與我說話，但被Lara打斷的小迪媽媽解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小迪媽媽聽後滿心理解地笑了。

離開公園前，小迪媽媽突然說，「妳的孩子能維持雙語，真好。」話語中盡透著羨慕。

我一直以為是韓裔的小迪媽媽，這下才知道她跟孩子除了英文外是說法語，她說可惜太難維持。

「看來我必須找時間送他們回法國浸淫一番。」小迪媽媽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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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睡前，我和Lara一起擠在一本小小的A5筆記本前，她一筆一畫地教我畫起她最近很愛的英文繪本Oi Frog的主角青蛙。

畫完，我陪她練習兩本簡單的中文識字書。我突然問她學習中文與英文難不難。

她答：「英文不難，可是中文有點難。」

「那妳會因為這樣不想學中文了嗎？」對於最近英文起飛快速的Lara，我有點緊張。

「不會，我還是喜歡(和妳)學中文喔！」（居然用＂喜歡＂這個詞，我頓時鬆了一口氣）

「我喜歡學英文，是因為不學的話，我就不能跟朋友聊天；如果不喜歡學中文，那我就不能跟妳說話，只能用英文了……」她有點哀傷地轉過身去。

(老丹聽後覺得受傷，因為學英文的理由沒有他)

以往我鼓勵Lara學中文，多是為了將來回台灣能和她最愛的阿嬤以及一大群親戚溝通。

真沒想到最後孩子自己堅持的理由，是因為我。

也是，母語，就是媽媽的語言；學習母語，是為了讓天天見得到的媽媽和自己的關係更緊密。語言不只是一個工具，更是連結情感的一座橋樑。

為此，我怎能不感動。

(但聽到接下來的連日封城，心還是有點沉😭）

我去過兩次時代廣場，但是沒在那裡跨年過，也不會特別想去那裡跨年。

事務所裡的日本前輩川桑，年輕時曾跟剛結婚的妻子，展開過一段長達三年的環球旅行。「環球旅行」或「環遊世界」這詞彙好像很久沒聽到過了，記得以前曾經風潮過一陣子，如今忽然聽到竟感到有些陌生，甚至忍不住上網查一下，懷疑是否使用正確。總之，在環遊世界這詞彙一說出口，還是件很令人（或者只有我？）嚮往的年代，川桑的其中一站，就是去時代廣場跨年。

他曾告訴我，一輩子很應該要去那裡體驗一次跨年。他分享經驗談，告訴我該如何在那一天從百萬遊客之中脫穎而出，順利擠進時代廣場上最好的位置，同時還提點我必須仔細準備好的注意事項。

「會場只進不出，所以你連想上廁所都不能離開。一走，就回不來了。必須包紙尿布，」川桑說：「要是真的想小便了，至少不會尿褲子。」

在攝氏零下的寒冬中，他的秘訣是腹部要貼滿一圈暖暖包。

「只要你的肚子是暖的，就不太會想尿尿。」

我光是聽到這裡就知道這招對我絕對沒用。還好我本來就沒想去時代廣場跨年，因此接下來也就沒問他該如何挑紙尿布了。

雖然我沒想過要去時代廣場跨年，但卻曾經很憧憬去到那裡。

●相隔十八年的舊地重遊

第一次踏上時代廣場是在大學的暑假。那年夏天，跟朋友報名了紐約郊區為期兩週的英文課程，但想也知道學英文只是個幌子，因為那年代役男出國很麻煩，唯有透過這方式才比較簡單，而且學校提供宿舍，經濟實惠地解決了前兩週的住宿問題。每天中午課一結束，我們就從郊區往曼哈頓市中心跑，兩週後課程結束，直接搬去中央公園哥倫布圓環附近的YMCA，又待上兩週。前前後後在紐約居遊了一整個月，非常奢侈的時光。

直到現在仍清楚記得，第一次站在時代廣場上的感受。原來，傳說中的國際大都會就是這個樣子啊！我在心中讚嘆。大城市的繁華氣味生猛而新鮮，不夜城的霓虹光彩奪目，一下子就擄獲了人生正在起飛，尋找風向的自己。

那一年我才二十歲。去紐約完全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所有的事物在涉世未深的我看來，一切飽滿驚奇。在智慧型手機尚未誕生，社群網站也不發達，全球化更尚未吞噬各地的年代，紐約和台北在各方面來說，都相差得很遠。沒有網紅和旅遊達人事先暴雷，在第一手的親身體驗中，那是一個好容易就能獲得嶄新體驗，並刷新價值觀的時代。

第二次再踏進時代廣場，一眼瞬間十八年。世紀的數字往上跳，我從後青春期邁向中年。生活的據點搬遷至東京，另一個常被人稱羨的繁華都會。這些年走過的國家，見過的世面開闊許多，再回首時代廣場，沒有過往處處驚喜的震撼，更多的是時光對照的感觸。

Time Square的緣由來自於《紐約時報》，照理說應該中譯成「時報廣場」更為貼切，但說成「時代廣場」也積非成是成定案。我倒是喜歡這個將錯就錯的翻譯，因為這裡真的記錄著跨越好幾個時代的歷史記憶，無論是世界的、紐約的，或是遊客的。像我這種跨過青春時代，隔了十八年還有幸舊地重遊的旅人，時間感自然不在話下。

在廣場上邊走邊看，那些賣著大同小異的紀念品店，印著NYC卻都不是美國製的T恤、磁鐵、馬克杯、地標裝飾品或筆記本，年輕時真是買了不少，但這次卻一間也沒進去逛。把省下的錢多吃一餐美食，多買包咖啡豆，身心愉悅了最實際，還不會造成囤積的負擔。這算不算是一種長大了，成熟的證據？

頂多就是拍拍照吧。從前擔憂膠卷底片不夠用，很困擾，拍得錙銖必較；現在是一不小心就拍太多了，也困擾，回旅館後得花時間篩選出滿意的一張，修圖上傳。

●時代變化中更迭的廣告招牌

時代真的不同了。佇立在時代廣場，三百六十度環顧視野，想起那個懸在外牆上冒著煙的日本合味道杯麵，不知何時已被時光吞沒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來自韓國和中國各行各業的廣告。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投放廣告，當然所費不貲。據說時代廣場出現的最高廣告價格記錄，是Google曾租下一面約八層樓的廣告牆，一個月耗資近七千萬台幣。就算比較邊緣的看板位置，平均的刊登「一般價」大概兩週也要台幣五百萬。

在最精華位置的廣告，因費用高，出現的多還是知名大廠商，不過，環繞在核心位置周圍的小廣告，這幾年開始讓時代廣場的廣告風格大為轉變。

有很多中國廣告代理商買下小塊螢幕的廣告權，再以五到十秒為單位，宣稱只需五萬台幣左右就能登上時代廣場，薄利多銷給中國境內的客戶。這些客戶刊登的商品，不是針對美國人的，有些甚至根本只寫中文，目的只是過水加持罷了。影像傳回中國國內，可宣稱是榮登時代廣場的人氣品牌，最終是為了內銷。

另一種近年來出現最多的廣告，是中國粉絲集資為偶像慶生的廣告。粉絲不願自己鍾愛的偶像輸給其他人，自掏腰包大打廣告戰，也算是強國奇聞。途經的幾個西方遊客抬頭看，問彼此那些人是誰？沒人答得出來。一臉茫然，名符其實寫滿了黑人問號。

從前靜止不動的霓虹招牌，現在是一個比一個尺寸還誇張的LED螢幕，炫目的畫面不斷抽換，活像人生的走馬燈。記憶中，當年夜裡最閃亮的招牌，該屬維京（Virgin）唱片行或是華納兄弟商品店吧，如今已不見蹤影。

時代變了。以前曾流連在維京唱片裡，試聽過許多稀奇古怪的CD唱片，現在拿出iPhone就能在串流音樂平台上隨時隨地找到想聽的歌。

●時代洪流中的STRAND BOOKSTORE

時代怎能不變呢？唱片行一間又一間的消失，CD一年恐怕也沒買到一張。倒是更古老的書籍，賣紙本書的書店，雖然在視聽媒介的列強環伺下亦是奄奄一息，但似乎還比唱片行的下場好一點。只是書店不能只是賣書而已了，得靠兼賣各式各樣的商品來補貼營收。特別是知名的老書店，針對前來朝聖打卡的遊客，走進書店或許不會買多少書，但至少做些印著書店名稱的原創紀念商品銷售，也算雙贏的皆大歡喜。

其中，1927年創業的「STRAND BOOKSTORE」是紐約最具代表性的獨立書店，最初座落在紐約第四大道上，後來搬遷至靠近Union Square的地方。因歷史悠久，聲名遠播，過去除了賣書收益以外，還能依靠舉辦講座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購買紀念品營生，然而二〇二〇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遊客和顧客同時歸零，一度陷入存續危機。紐約愛書人聽聞慘況，在推特上發起拯救STRAND BOOKSTORE運動，在疫情中戴起口罩去買書，店門外出現難得一見大排長龍的感人場景。

第一次去紐約時，去的多是像「Barnes&Noble」這類型的大型連鎖書店，第二次造訪時，則特別喜愛走訪獨立或二手書店。STRAND BOOKSTORE自然也在我的行程中。書店從裡到外的裝潢，有著一張樸實的臉，不因為其外表過度亮麗而搶戲，將書店的主角身份，還給書籍本身。一間幾乎看來像圖書館風格的書店，在台灣或日本，已經愈來愈少見了。愛書人來這裡不是為了「逛」書店，而真的是找書和買書吧。

慚愧的是旅人的我，多少也是抱著朝聖之心而來的。確實最終沒購入任何一本英文書，只好買些書店印製的書袋和明信片聊表支持心意。

STRAND BOOKSTORE跟其他知名的書店一樣，在店內販售印著店名的原創商品，滿足粉絲和慕名而來朝聖者。從書袋、背包、托特包、小包到筆袋等，竟多達一百五十款以上，絕對是我見過擁有最多原創商品的獨立書店，真是徹底善用了它的響亮名聲。

●時代的風潮

老書店要闢出新的生財之道，否則很難存活下去。於是，在時代廣場上最醒目的位置，STRAND BOOKSTORE開了一間名為「STRAND KIOSK」的小攤位。店開在這裡，客層目標當然不可能是愛書人。針對觀光客的口味，小攤位上擺滿紐約的旅遊紀念品、明信片和地圖，當然也有他們書店的原創商品。不過在這年代，有了Google Map誰還會買地圖呢？而明信片想必也很少人寄了。至於書，還是有的，在攤位一角靜靜躺著。倘若真有觀光客佛心來的挑了本書買，對書店來說當然也是好事，雖然駐足腳步的人，大多還是為了挑一雙印著紐約的徽章、衣服或襪子。

然而，有人並不喜歡這個光景。大半輩子都居住在紐約的幽默作家弗蘭‧利波維茲（Fran Lebowitz）在Netflix紀錄片《假裝我們在城市》裡曾踏上時代廣場。愛書人的她，在「STRAND KIOSK」攤位前感慨萬分。

「你覺得把書帶進時代廣場這樣公平嗎？我覺得這樣對書不公平。」

在鏡頭前，弗蘭毫不客氣地質問攤位上的店員。

「嗯……妳說得對，不過書本沒有發言權。」店員尷尬地回應。

弗蘭認為在觀光客才會流連的時代廣場中央，你擺了一個書攤卻沒辦法賣書，只賣T恤什麼的紀念品，對於書來說真是一件傷人的事。

「我們賣很多袋子……我們也有賣書。」店員試著辯解。

愛之深責之切。對於從小到大，只要書一不小心失手掉在地上，撿起來就會立刻親吻書本的弗蘭而言，一切的情緒只是因為她真的愛書，愛STRAND BOOKSTORE，不忍一間書店淪落到時代廣場變成觀光土產店。

可是，世界總以我們難以預料的方向變化，許多事雖然不那麼甘願，但為了維持下去，也只能夾縫中求尋改變而做了。

就像誰會知道，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一百一十四年來，時代廣場會首次遭逢一個沒有任何遊客在場的跨年之夜呢？既然不願停辦，那麼也只好順應時勢而改變，用線上倒數計時的晚會，繼續維持傳統。

因業務之需，搬回到和歌山鄉下的前輩川桑，不知道在網路上看見空無一人的時代廣場跨年夜，心底會湧起怎麼樣的回憶與情緒？我忽然間想到他。同時我也在想，歷經一場疫情之後，即使在國境解封的未來，我和時代廣場的距離也將愈來愈遙遠了。

世事無常，時間太少，世界太大，我還有更多該去而未去的地方。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自己重返時代廣場，在夜裡，抬頭看見四周的廣告螢幕，播放著我相隔十八年的兩次曼哈頓旅行畫面。

我看得正起勁，可是不一會兒，時代廣場突然大停電，陷入一片漆黑。再度恢復光源時，廣告招牌全被替換成陌生的面孔，那些粉絲團為偶像集資的廣告。

我離開時代廣場，忍不住又回首看了一眼。

螢幕中青春的臉孔閃爍著，彼此交錯，在時代廣場上誰都想要領一個時代的風潮。我仔細辨認了一會兒，卻覺得看久了全太相似，像一個模子打出來的拓印，不斷重複轉印，直到漸漸失去了清晰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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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